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往数年以来，中美贸易战、芯片战争这些词汇被媒体时常提起。各国都认为G2正身处激烈的贸易战火中。然而仔细梳理现实，一方一直在攻击，一方一直在防守。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甚至这还不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

二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大国核威慑平衡基础之上，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的着力和进步，奠定了自身和平发展的根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向最优秀的对手学习，是中国大陆军事实力取得长足进步的关键。

与军事战争不同，贸易战虽然也是war，但完全处于另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经验。间接的研究（例如产业政策应对、全球合规应对）有一些，但更多的是遵从性研究，是帮助企业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针对贸易战本身的应对性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大陆对晚近的日美贸易战、德美贸易战其实都没有多少有深度的分析，无论对日、德一方，还是对美国一方，为什么会在盟国之间出现激烈的贸易战，背后的策动者是谁，贸易战过程中各方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哪些，政策工具是什么，以及最终影响是什么，都罕有深刻、细致的理解。

过往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WTO研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当时需要加入WTO、进入全球化体系。在作者念书的时候，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研究，主要就是论证WTO的合理性，以及各种贸易壁垒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违背WTO的原则，在WTO框架下应当如何应对。没有任何授课或者讲座，告诉大家在贸易保护时代各国的经贸往来是怎样的，曾经的贸易战是怎么打的，以及都有怎样的事后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而言，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半导体企业，最遵从全球合规要求的科技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自身合规投入少的问题，也不是不熟悉国际规则的问题，而是曾经的国际规则说变就变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尚在进入全球市场的新兴企业，在合规观念尚未建立时，就迎来一个规则混乱的时期。

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合规”要求，其实就是遵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规则。部分规则是合理的、具有普适性的；部分规则，尤其国家间处于贸易战的状态时，则是不合理的，往往也是有时效性的。相关企业斥责美国政策说变就变，这个观点没有任何错误。然而这些变化是否突发的呢，是否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呢？我们在过去半年，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梳理（《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简言之，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虽然名义上是针对中国大陆，实际则是一石四鸟的目标：

一是实现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的“去台湾化”。全球半导体产品的70%和美国国防系统依赖的高端半导体产品的92%由台湾地区生产制造，而台湾岛在中国大陆咫尺触碰之间，美国国防系统的不安全感挥之不去。台湾绿营政客心心念念的“矽盾”，其实早已成了美国国防安全的梦魇。

二是实现美国本土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的恢复。由于长达三十年的水平分工，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已经衰弱，如果再次因种种原因出现断供，美国本土安全和产业都会堪忧。

三是实现半导体生产制造的全球分散化。即便不能按既定目标将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迁回美国本土，也要实现生产制造能力的分散化。所谓“友岸”并非真朋友，分散风险才是真诉求。

四是阻止中国大陆进军半导体产业链高端部分，避免关键产业不在掌控范围内的情况再次出现。

这四个目标源于美国国防系统对台湾的“失控感”，后又被以“国家安全”名义泛化至商贸和科技领域。这四个目标的成本非常高，高到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出现了混乱的局面，高到已然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不利。这是因为半导体产业的水平分工是符合企业不断降低成本这个市场基本诉求的，强行打破水平分工，或者重建产业链，意味着产业成本的大幅提升。这个提升的过程伴随美国对部分关键半导体消费者品企业（华为）的直接制裁，导致iPhone/华为这两个最重要的终端消费品牌的正常迭代被人为打破，而消费者要轻易更换品牌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进而导致出现消费观望。加之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带来的全球通胀，进一步抑制其他品牌半导体消费品市场的扩大。与上述需求抑制同时发生的，是为应对美国切香肠制裁政策而在前期出现的全行业提前储备。半导体产品的提前储备完全打乱了此前的生产节奏，需求突然暴发式增长，价格大幅上涨。但当库存过剩时，却迎来了消费的低迷期，半导体产品价格复又进入去库存的暴跌时代。

谁是这场G2半导体贸易战的获益者呢？目前还看不到。即便在美国言必称制裁中国才是政治正确的氛围下，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和硅谷各家大厂都要站出来讲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可见美国企业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不可能脱离“利益”二字。

中美贸易战已从特朗普时代的类别泛化、关税为主，演进到目前的类别确定、制裁为主。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简单追求贸易逆差的缩小，采取普遍的关税措施，这个效果对美国而言并不好。在拜登时代，中美贸易战限缩到半导体、AI、量子科技和生物科技这四个主要领域，未来还可能扩展到电动车相关领域。但AI、量子科技、生物科技和电动车在当前而言冲突不多，主要冲突还是半导体领域。

要知道，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分别在纺织、电子消费品、半导体、汽车和通信五个领域铺开，并且直接干涉到日本货币政策。比起日美贸易战来，当前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贸易战仍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日美贸易战的史料，会发现当时日本各界，对美国“突然”出手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反倾销、增加关税、出口配额限制要求）也十分错愕。这种错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企业认为自身的实力已经远超美国企业，只要是正常经营、市场竞争，美国不可能再赶超回去，他们没有想过还会有不断加剧的贸易限制政策出现；二是日本官方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稳固，日本负有在东亚为美国抵御苏联的重任，无论如何，美国也不可能不顾日本关键企业的生死。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鹫尾友春曾著述表示，日本已经不断在答应美国设定的半导体贸易条件，但美国仍然表示不能满意，这让日本的谈判人员甚至首相班底大为不解。事后他才总结，“美国把集成电路视为本国产业发展的希望，同时为了保证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绝不允许日本走在前面。”（鹫尾友春，2014）

盟友尚且如此，何况对手？

现实世界并不如三十年前拥抱WTO时代那样美好，主导WTO的美国首先抛弃了自由市场理论，迎来了民粹主义复兴。规则又改变了。

然而，规则的改变并非没有逻辑。正如我们在前述文章中所分析，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的策动者并非作为整体的美国半导体产业，除了Micron等极少数企业为自身利益勤于游说美国政府外，其他大多数美国半导体企业其实内心并不赞成当前由美国政府发起的芯片战争。这是与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最大的不同。在1980年代，日本半导体企业技术和市场双领先，Intel的Bob Noyce和NSC的Charlie Sporck被迫扛起美国产业大旗，去寻求美国国防系统的帮助，直到1986年IBM出面站在硅谷一侧，美国官方才祭出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各种“杀招”（《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但今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并非为了美国半导体产业本身，而是源于“安全”这一模糊的观念。

当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仍有巨大转圜余地，G2半导体贸易战仍然难言结局，作者之所以坚定持此看法，原因包括：

1、美国一石四鸟的产业政策目标不顾及美国本土产业利益，同时希望牺牲盟友产业利益；

2、美国国防安全诉求尚可言具有合理性，但安全泛化并不具有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最终也反应到产业成本上；

3、作为守势的中国大陆一方由于经验和判断问题，在前期并没有实质性出招应对，即便在此种前提下，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成本压力已让诸多企业感到不堪忍受。

因此，在美国政策压力下，与中国大陆整个产业和市场站在同一侧的，并非只有那几个石油输出国家，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大多数企业其实都与中国大陆具有深度利益捆绑关系。在目前，美国的政策工具箱已然透明，并且从策略上过快的扩大了制裁范围、消耗了制裁效果。美国如果进一步扩大制裁范围，很可能会进入到中国大陆的国计民生领域，那无异于直接宣战，这并非美国政策策动者的初衷，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对Micron的制裁是中国大陆实质性参与这场Trade War的第一步，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步。从策略而言，政策工具箱必须与策略原则紧密配合，每一项措施都应当公开宣示其理由和目的。甚至可以直接宣誓镜面规则（mirror rule），只要美国撤回制裁，中国大陆就会对等撤回。政策制定和宣传者应当时刻牢记哪怕包括美国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大多数企业，其实都潜在的站在反对美国当前政策一侧。这场贸易战的双方其实并非两个国家及其身后的产业，而是美国当前政策的利益相关方，和反对它们的所有方。因此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去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可争取的人。

正如我们在《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中所提及，美国当前政策逻辑的极端化在于，以安全为名义，使繁荣让位于安全。然而，这个观念的逻辑谬误在于，安全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实现安全的成本已经损及安全本身，那么这种极化的思维就会被利益相关方普遍质疑，进而相关政策也必然会被调整。

然而，绝不应当坐等美国内部自行调整。因为贸易纷争与贸易战都是大国经贸往来之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味被动等待，全球不同国家和企业就会出现不同看法。缺乏规则的人类世界犹如丛林，如不依据自身力量建立规则，就必然再次羊入狼口。就此而言，本轮中美半导体贸易战其实不仅关乎半导体产业本身，更关乎中国在未来有无能力迎接新的挑战。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要向最优秀的对手学习。正如作者此前将美国的决策机制做系统整理，尤其是厘清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责与产业之间应当如何合作，抱团应对外部压力；又如作者此前指出日本1976年半导体产业政策的成功，在于五家财团企业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前研发分工，避免每家企业重复造轮子，同时五大财团的细分领域又不足以支撑整个产业，因此又必须相互合作。诸如此类的细节，对当前特别喜欢同时做同样事的中国大陆企业和产业而言，深值借鉴意义。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面对外部高压时，内部应当抱团应对。这种抱团应当更多反应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这些市场侧领域，而不是喊口号或者人为划定一个本不该存在的没有未来的内部市场。产业与官方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当然也需要官方有足够的能力获得产业的信任。官方不应让企业单打独斗，更不应当把企业当棋子一样推向大国博弈的前台（这正是美国目前正在犯的错误）；企业也不应当寄希望于远离官方来表达自己的中立，因为在贸易战时，只要身处其中的企业，没有一家是可以中立的。官方的政策如果没有产业和企业的认可，那将难免伤及自身；官方如果没有任何政策应对出招，坐等生变，等来的很可能是更差的结局。

对中国大陆而言，半导体产业链的中高端部分，是想获得而未获得的领域，并非已获得却要失去的领域。无论比起1980年代的美国被日本抢走半导体产业市场份额，还是1990年代日本被美国抢回，中国大陆都没有类似波澜起伏的经历。因此大可不必惊讶于现状，因为这实在是人类世界的常态。

我们可以想见，在了解对手的策略后，接下来的博弈很可能不再局限于半导体产业内部。既然对手将半导体产业问题泛化至地缘政治各方面，将商贸和科技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那不同层面的博弈也将次第展开。一方最为担心的问题，很可能将会成为另一方参与博弈的筹码。既然对手能够从技术、产业和政策各方面同时出击，那对等的还击也难免发生。这一切的目的并非加剧风险，而在于通过干预成本和干预需求，使反对既定政策的各方能够有足够理由去对内施压，从而逼迫对手放弃安全无限泛化的执念，重新回到对等的谈判桌前。

我们未曾经历的，都将经历，不要浪费这段经历，不要放过每一个锻炼的机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才能在战争中加速成长。

以上。